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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日本政界與傳媒界發生了一起蹊蹺的事情。2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對《朝日新聞》進行了點名批評。安倍帶有諷刺意味地說：“聽說《朝日新聞》的辦報宗旨就是打倒安倍政權，當然把這作為辦報宗旨也沒關係，我就是抱著這樣的看法在讀這份報紙的”。他的這段發言引起了在座議員們的一片笑聲。此後，朝日新聞社對此進行了回應和澄清。
　　在西方發達國家，媒體批評政府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了，而國家首相對於主流媒體進行點名批評，卻是極為罕見的事，這是安倍干預媒體報道、壓制社會輿論自由的危險信號。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或歐洲，這樣的當權者早就應該考慮下臺了。
　　安倍為什麼這樣做呢？在此前安倍推動《特定秘密保護法案》的爭議中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後，《朝日新聞》發表了多篇社論批評安倍，如《秘密保護法案將使社會不斷萎縮》《首相與靖國神社 一意孤行的參拜》《謙虛面對歷史才是領導人該採取的態度》《新國立追悼設施 等待首相的決斷》等。從標題即可看出安倍為何如此不快。
　　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格局下，媒體的報道如何保持它的新聞原則和辦報立場，對每一個媒體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媒體應該順大流、屈從於社會壓力呢？還是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和原則？這對日發行量800萬份、排名世界第二、有著近140年曆史的《朝日新聞》來說更是一個重大的考驗。筆者對朝日新聞社木村伊量社長還是比較熟悉的，2013年底筆者曾受邀訪問朝日新聞社，就報業發展和媒體報道問題與木村社長有過比較深入的交流。“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特別是在撲朔迷離的國際關係中，媒體的報道如何保持它的公共性和客觀性？”此次木村伊量社長在接受筆者專訪時，對筆者提出的這一問題表明瞭自己的態度：“辦報紙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的影響，至少有三種壓力是非常明顯的：來自政府的和憲法的壓力，來自商業利益集團的壓力，來自消費者的壓力。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捍衛新聞報道的獨立和自由。任何壓力也不能動搖我們的新聞理念和辦報原則。比如，我們的一些報道遭到日本右翼勢力的猖狂威脅，甚至我們有時有生命危險。再如我們批評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報道也受到一些政治家的指責，但我們仍然要堅持我們的報道。我和安倍晉三首相的個人關係是不錯的，但是作為《朝日新聞》的社長我還是要堅守這份報紙的立場和辦報方針。”木村社長的談話和思考很典型地體現了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新聞專業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後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一種信念，它是改良時代行政理性主義和專業中立主義總趨勢的一個部分。
　　安倍的右翼傾向越來越出格。他不僅批評《朝日新聞》，還插手公共電視臺NHK的事情。自去年底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以來，圍繞靖國神社，中日之間已經發生多次外交摩擦，安倍本人也因把中日關係比作一戰前的英德關係而再次受到輿論批評。最近最值得關註的動向，則是安倍一手推動的“NHK右翼化”。NHK(日本放送協會)是日本唯一的公共電視臺，因高質量的電視劇和紀錄片享有盛譽。但NHK前任會長松本正之卻在反核電爭議、美軍駐沖繩基地問題的報道上，得罪了安倍政府。NHK會長是NHK的最高領導，會長人選由12位經營委員決定，而經營委員會卻由安倍領導的內閣提名、議會任命。去年底，NHK經營委員會改選了4名成員，全部都與安倍本人關係密切，繼而NHK的新任會長也就順理成章地由安倍的人擔任。近日，三位NHK新任高層，相繼曝出露骨的右翼言論。他們分別為籾井勝人、百田尚樹、長谷川三千子。
　　首先是新任會長籾井勝人。在1月25日的就任記者招待會上，籾井勝人就隨軍慰安婦問題列舉法國、德國的例子稱，“在進行戰爭的任何國家都曾有過”，並對韓國要求日本補償的要求提出質疑。日本《放送法》要求包括NHK在內的媒體及其從業者有義務保持“政治公平”。毫無疑問，籾井勝人完全違背了這一要求，因此引來了廣泛批評，其發言本身也備受譴責。而百田尚樹在剛就任NHK新任高層不久，就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又引發爭議。百田尚樹由安倍晉三任命，其本身又是日本熱映戰爭作品《永遠的0》的原作者。長谷川三千子曾經撰文贊揚一名右翼分子為抗議《朝日新聞》批評其右翼組織的切腹自殺舉動，稱許他自我犧牲的精神，讓日皇成為活神。NHK右翼當道，幾乎成了“安倍閣下的NHK”。
　　安倍內閣居心叵測，他們想借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挑動事端，找理由來修改和平憲法，重新建立日本國防軍隊，以此改變“二戰”後日本被美國強行賦予的不正常國家的地位。安倍這一想法或法案在正常情況下，無論是日本國民還是美國政府都是不會同意的，只有挑起中日重大衝突，才有一線可能在國內和國際通過這一法案。
　　媒體的報道立場通常產生於對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個方面的考量，並且大多數情況下是三種因素和其他社會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政治對媒體影響的具體表現是政治權力可能被轉化為對新聞媒體的控制權力，或者是社會政治力量對新聞媒體如何報道施加重大影響。從國際報道來說，由於跨越國境、跨越文化的原因，在不同環境中去看不同國家對同一事件的新聞報道，其傾向性可能會明顯的不同或衝突。比如在釣魚島衝突問題的報道上，中國媒體、日本媒體以及其他國家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會出現差異很大的立場和觀點，對受眾的認知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而國民的認知又會反作用於輿論從而影響事態的發展。任何媒體都無法超越它所在的國家的影響，絕對客觀、完全中立的媒體立場是很難做到的。但是，當一股邪惡的政治力量占領了主導地位並把國家帶向危險的邊緣時，媒體是屈服於政治，還是保持冷靜，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呢？日本的五大報系在“二戰”時期軍國主義的屠刀下都屈服了，幾乎都做了大量國家主義的報道。“二戰”後，《朝日新聞》等媒體對那段歷史做了深刻的反省。今天，這些媒體對右翼政治勢力的抬頭也保持著極高的警惕。
　　日本《朝日新聞》等媒體對安倍倒行逆施的批評，彰顯了他們非常可貴的新聞理念和辦報原則，彰顯了真正負責任的媒體的擔當。（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崔保國）